谢晖:国足球员眼里没有光;大连队的球员都是我的“自己人”
前大连人主帅谢晖接受了上海媒体《新闻晨报》的采访,谈到了自己的生活、上赛季带队大连人、国足等话题。
2月14日,在他迎来虚岁50生日的这天,谢晖将和自己两个孩子的母亲、俄罗斯人达莉娅在远离市区的僻静之地举办一个小型婚礼,这是一个被疫情延误了四年的婚礼。
他说,这次就办得低调点,也更符合眼下的心境和状态。上赛季末带领大连人从中超降级后,作为主帅的他背责卸任,球队不久后也宣告解散。
因此,此刻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失业的人,一个等待的人。这也是足球教练的宿命——他们总是在等待,等待上任,也等待早晚会到来的下课。不可避免的,他的言语中带着等待之人特有的那种酸涩、不甘和切切之意。
这个下午,我们的谈话从五旬谢晖在医院打着点滴看大屏幕里放的《繁花》、回忆起20世纪90年代的谢晖如何穿着“八只裥”、裤脚管里能塞四只老母鸡的太子裤招摇过市开始,遂一发不可收拾,直至回顾了他的半生。
对于足球,他承认:“我有怨气,我常常会忍不住吐槽,但只要看到足球,我的眼里就有光”;
关于太太,他说:“是她让我变得完整”;
对于孩子,他的期待是“他们能成为幸福的人”……
活到50岁,谢晖终于意识到自己的人生无论曾经怎样激越和不羁,其实并不比大多数人更超脱。他也在一定程度上认了命,知道自己将始终作为中国足坛乃至社会的一个异类而存在。
但他完全不打算改变,反而他最近产生了一个新的觉悟,要做一个梅诗金公爵(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白痴》中的主人公)那样的“白痴”。
关于青春
属于我们这代人的繁花年代
“我有点反感现在什么采访里都会提《繁花》,”谢晖上来笑眯眯调侃一句,“哪能啦?潘经理前夫需要蹭流量了咯?”
“虽然和佟晨洁离婚多年,但他们的关系其实不像外界想得那么僵。这次拍《繁花》,“潘经理”还问他借去一台家中的雷明顿牌打字机。“我是天天催,就怕被弄丢。”谢晖解释,“那是我爷爷留下来的。”
不可否认,《繁花》拍的就是谢晖这代人一生中最好的年代。“我是75年出生的,电视剧拍的就是我20岁不到的时候,我的青春。一闭上眼睛,我就能回忆起那个时代,跟现在完全两个世界。”
那时候,像谢晖这样的年轻球员在申花一个月的工资刚从78元跳到1800元。“但你想在黄河路上吃顿大王蛇宴是吃不起的,要老板请客的。一桌上档次的菜都要四五千,你的工资是它的一半。”
20世纪90年代初,谢晖还没有培养出后来的穿衣品味,他像这座城市里其他收入还算不错的青年一样以穿梦特娇和迪阿多拉等品牌为荣。所以,当他前阵子在医院里吊着水看《繁花》时,最感陌生的形象还是阿宝。
“他穿得太过于精致了,就是太对了,问题90年代没人穿对的,谁穿对?我都穿错。”他说,“那时候的西装都是乱七八糟,一天世界的。重磅真丝、八只裥……谁会像阿宝穿得那么对啊?”
虽然当时的上海人又穷又“巴”,但谢晖的印象里,每个人都对未来满怀憧憬。
“就是单纯地相信未来一定是美好的,好像什么都可能发生。大家当时什么都没有,所以大时代下的每个人都是平等的。那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他在短短几年间经历的工资飙升,从一个维度有力地证明了未来确实是美好的。1993年,他在申花二队一个月领78元;进入甲A时代后,徐根宝给他每月开1800元;再到1997年,申花一场赢球奖已经发到了100万。
我们再一次津津有味地回忆了他用鞋盒装7万元赢球奖金的故事,这个故事之所以让人屡听不厌,在于它深刻的对照性:一个身处时代巨变中的年轻球员,面对人生中第一笔“巨资”时那样兴奋又不知所措。时代和个人、一大一小全部被浓缩在了一个故事当中。一个不可能再被复制的故事。
但这个故事却有一个苦涩的尾巴:当谢晖小心翼翼捧着鞋盒坐上回家的出租车时,他接到了母亲的电话。
“她在电话里关照我,千万不要把钱弄丢了,因为我这个人很会丢东西。我说‘不会的,这个钱就在我面前。’然后我挂了电话,全程就一直抱着鞋盒,全神贯注地盯着它,回到家发现手机丢了。”
他当时用的是诺基亚,带伸缩天线的那种,13500元一台。他强调,这还不是当时市面上售价最贵的一款,但也足以让自己感到“肉痛”。
他从什么时候开始真正赚到了大钱,以至不再把钱当钱了?谢晖在自己的记忆之河里打捞了一阵,“我一直对金钱这东西没有什么概念,但矛盾的是,我在投资方面倒是有点概念。”
“可能应该这么理解,我觉得投资是通往自由的一条阳关道。”这里所说的“自由”,他特别指出,就是可以大声对某些人说“不”的权利。
“我想尽快迎来这一天,能对他们说‘去你的’。”问题是后来他才知道,
“你永远不能说这句话,即使实现财富自由了也不行。因为足球圈不允许,因为你在足球圈还有自己的使命。那就把钱当成是一条退路,知道自己随时都有退路就可以了。”
关于职业生涯
假设世界是个游戏,而我们是其中的角色?
2021年夏,“酒后醉谈”事件发生后,虽然当时的舆论几乎一边倒地声援他,但谢晖心里清楚,自己在中国做职业教练的这条道怕是走到了头。
在他从南通支云辞职后的某一天,我们相约在158坊吃鱼炸薯条。在对英超球队和英伦摇滚乐队的回忆缝隙中,他突然蹦出一句,自己要去国外进修了。“也许去英国,也许去德国。只要有一片绿茵场,有足球,有阳光、有个队给我带就行了。
他的教练生涯本来也是从业余队起步的,这样的例子在五大联赛并不多见。巴萨出来的瓜迪奥拉教练生涯也从巴萨开始;切尔西功臣兰帕德只用短短两年就成为切尔西主帅……简而言之,你是什么级别的球员,就带什么级别的球队。
但是,谢晖至今都会一字一句骄傲而响亮地告诉你:“在2012年的‘陈毅杯’决赛中——顺便说一句那场比赛由唐蒙解说——我率领同济大学3比0战胜了对手!”
后来,他开始在东方绿舟带幸运星97/98青少年队。
“当时我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如每天开车到训练场再开回来的油钱。”“但这是你自己选的呀,你可以选择干其他的”,我们提出异议。“我也不知道此外能干什么,”他幽幽然道,“我只知道,我要开过去带球队。”
回顾一下谢晖过去十多年的教练生涯就会发现,他真的是一步步慢慢往上爬,最后爬到了中超主帅的位置。在这个过程中,他没有得到过任何球员时代的名气加持,而他则展现了让所有人惊讶的坚韧。
此前没人看好他做教练的,根宝都跟他说:“你这个人不能当教练的。”“很正常,我头发染染,跑车开开,怎么看都不像个教练吧?这怎么言传身教呢?”
而在他更年轻的时候,老教练们也曾一致判断他不是个能踢球的。“他们说我重心高得不得了,技术又很一般……都被他们说错了,哎呀,真是不好意思。”他似笑不笑,“所以我这辈子一直在做的一件事,就是prove them wrong(证明他们是错的)……”
此时,他的话头突然一转,抛出一个没头没脑的问题:“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这个世界是不真实的,如果它就是个游戏,而我们只不过是游戏中的角色而已?”
他继而阐述自己的想法:
“假设有一个游戏设置者,早在你出生前就已经设定了你的使命。那么我这辈子是来干什么的?我想自己从事足球就不是为了成事、不是为了成功,而是要完成一桩自己的使命。”
他缓缓伸出那只从出生时就短了一截的食指,
“我小时候总是问大人,为什么只有自己的手指短一截?后来知道了,老天爷就是要让我踢球,因为用手的项目我一样都玩不了。像我父亲是练标枪的,而他的朋友都是打网球的。网球的圈子在当时就是比足球高很多,上升的通道比踢球厉害得多。如果单纯讨论谋生手段的话,你打网球是最好的,会很有‘出息’的,带引号的出息。”
在时间的流逝中、在质疑的堆叠里,他开始假设自己是个游戏中的角色,是一个“天选之人”,以此给自己心理暗示。“这样想就是最好的心理按摩,你就不惧怕任何失败,你会认为所有的失败都是你的垫脚石,而不是你的绊脚石。”
关于大连人
没有工作的时候,只有他们给了我机会
咖啡馆里渐渐人头攒动起来,睡了一个白天的咖啡馆老板也来上班了。看到谢晖,他两眼一放光、立刻端着酒杯走过来,“谢指导,敬你的‘就压着打’!”老板甚至不是球迷,说明谢晖的醉酒言论传播太广了。
回到那个“鱼炸薯条”之夜,中途曾有人认出过他,并走到面前问他是不是谢晖。“不是,你认错人了。”谢晖客气而坚决地摇了摇头,“我只是和他长得像。”
那一刻,或许他真心实意地希望自己是另外一个人,不必背负作为谢晖的这个事实而带来的所有麻烦。“照我的性格,我说话早晚一定会惹出事端的,而这件事只是我为自己说错话付出代价最小的一件。”他总结道。
后来发生的事情其实并不在他的计划范围内:由大连市政府牵头组建的足球改革领导小组在选帅时进行公开招聘,最后竟然拍板定了他。
“所以在我和大连签约的时候就想好了,一定要坚持到最后一刻。不管发生了什么,也不管有没有人支持。”因为人要懂得感恩,“在没有工作的时候,只有他们给了你机会。”
现在,我们来到了整篇文章中最难继续往下讲述的时刻。关于在大连高开低走的两个赛季、关于那些倒戈的球员、关于降级以及所有由此产生的负面评论,是否应该如实记录谢晖对此的态度和反应?
他在采访中指出,这么做没有意义。因为他的身份——一个把球队带降级的“罪人”的身份决定了,无论自己说什么都是错,都是在狡辩。
“我只想记住一些美好的时刻,重要的是,每一个成员都竭尽全力地为了同一个目标奋斗过,这个是最关键的。”
但他忘了,世人从不会记住过程,只有结果会留下。
在诸多的指责中,他只想纠正一种说法,关于有球员说他没把自己当“自己人”的言论。 “我为什么要把你当自己人?”谢晖反问,“我和谁都不特别亲,因为整个球队都是我的自己人,连打扫卫生的阿姨都是。”
然后他说了一个故事,那是自己在上港期间担任博阿斯助教时的事了。
有一天晚上,他和博阿斯两个人喝着红酒,开始彼此吐露心扉。“你是个性情中人,”葡萄牙人语重心长叮嘱他,
“所以如果以后做主教练,有一点一定要当心:千万不要和自己的球员建立私人关系。你要把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拉拉直,才不会在关键的时候失去判断力。”
后来的教练生涯中,他始终谨记这一点忠告,并且做到了极致。他不拉帮结派,尤其不优待自己人。对于大连队里所谓的“自己人”、那两个上海球员,反而尤为严苛。
他知道自己的做法不被理解,所以如果球队在顺境中还好,一旦出现了问题,球员很容易会被别有用心的人拉拢。
“球员都是单纯的,就是吃一顿饭,喝一杯酒的事,他们就愿意为你卖命。但我刻意保持距离,因为这种人情关系就是彻底的陋习。”他只希望还在踢球的人明白一个最基本的道理,
“你们不是为某个教练、某个老总踢球,而是为你自己、为这支球队在踢。”
“……我告诉球员:‘就一点,你们看到足球的时候眼里有没有光?’”他渐渐激动,开始用手指关节敲击台面,“都不能理解,什么叫眼里有光?这就是爱的本能反应啊。我们的媒体每次国足输球都在批评缺乏精神,眼里都没光,还谈什么精神!”
他摇了摇头,要纠正的太多了。一个国家的足球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个国家国民的价值观。 “足球必须是团结的、忘我的、不趋利的、不内耗的,” 他笑笑,接下去的不能说了,只好不响。
“做教练的人 ,得不到想要的结果是大概率事件。” 但他心里清楚,现在的自己比四年前刚开始做职业队主教练时要强。“每一年 ,我都在进步。我爬得很慢,但我在一步步往上爬。”
或许有更快的路,但只有这一条路让他心安理得。“他们早就跟我说,‘你也塞(钱)呀,再不塞来不及来,年纪大了。”他说,
“但我一根筋别不过来,对我来说,复杂的东西我都不要。也幸好没那么做,不然现在可能我也在里面。”
关于纯粹和初心
人人都是聪明人,那就让我当“白痴”好了
回到他之前的假设,谢晖相信,如果人说服自己这个世界还存在一个更高的操控者时,他们也就有了敬畏之心。
“你才不会觉得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才不会看见桌上放着什么就去拿。”他说,“你会觉得被处于自己之上的某个人看到,这种敬畏心其实就是一个人内心的道德感。”
可惜的是,
“现在当我们提到道德的时候,它唯一的用处似乎就是去绑架他人。特别是那些无德之人,就非常希望蹦出来一件事,然后用所谓的道德来绑架你。网络时代就是这样,所以说无趣得很。你和他们说不了理,那就不要说。你还有别的选择,你可以选择走开。”
从午后聊到了街头华灯初上,服务员送来了小桌灯,笼罩在咖啡馆里的昏沉暮色被照亮了。而谢晖如今也来到了这样一个年龄,足以看清人世的蒙昧了。
“50岁了,想明白应该怎么活了吗?”“明白了,”他说,
“就这么活着,守着初心而活。至少我可以说,自己还能不受外界干扰。至少还能通过阅读,通过和同道中人的交流,确信原来我不是外星人,我的想法也能有人共鸣,就是这么简单。”
他环顾四周,
“我其实很羡慕加缪那一代人,很多年前,也有过这样的一个冷飕飕的午后,一群存在主义分子却在巴黎左岸的咖啡馆里热火朝天争论某个话题。外面的人不能理解他们,当他们是怪胎,但他们绝不孤独……”
他突然回过神来,被自己的话逗乐了。“初心,这话说出去要被人家笑死了,牙齿笑掉了……其实我这两天正好在重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这本书好像挺能够回答你刚才那个问题。”
“你看,梅诗金公爵就是一个人人笑他白痴的人。一个人活得纯粹,坚守自己的道德,并且心有大爱,你应该敬仰他还是怜悯他?我这个问题,对于早几十年的文学青年来说,可能根本不会构成一个问题。”
但是眼下,他觉得这的确是个问题。“我们身边有那么多聪明的人,他们觉得自己还不够聪明,所以都在看鬼谷子。”
“你想想,如果一个单位里面好些人都在看鬼谷子,所谓的纵横家是吧。但纵横的本质是什么?尔虞我诈!而且看了还要复盘和总结,这多少可怕!每一天都要复盘,每一天都要总结,检点自己算计错了什么,还有什么没有算计到,我觉得这真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
既然这样,既然人人都在找捷径,都想当聪明人,他笑笑,那就让自己来当“白痴”好了。
关于人生的顿悟
尝试享受痛苦,它是活着的证明
作为一个回顾半生的采访,我们无可避免聊到了他人生中几次重大的打击。比如落选世界杯大名单,比如某次的失恋。
“一辈子总有几次经历,让你觉得天要塌下来了。但回过头来看,也是让你可以从头到脚重新洗一遍的机会。我觉得人是需要有这样的挫败感,到什么都没有的地步,再重新积蓄力量。”
他讲起自己十多年前因为失恋去西藏疗伤,偶遇一个小喇嘛的故事。
“他当时正坐着喝茶,看着我走进去,就好像是专门等我一样。”喇嘛听谢晖讲述自己的感情遭遇,说了一句话,一语点醒了梦中人。“你不是爱她,你爱的是自己。你痛苦的真正原因不是失去她,而是自尊心受了伤。”
但他还是祝贺谢晖,
“很多人没有经历过这种失恋的痛苦,所以你要去尝试感受、甚至享受这种痛,把它记在心里。虽然它是撕心裂肺的,但也是一种你活着的证明。”
听了这话,谢晖觉得那个瞬间自己头上好像劈下来一道金光。
“如果说每个人的人生中都有顿悟的时刻,那么这就是我顿悟的一刻。我知道了什么是活着,活着是不容易的,要学会活着更难。很多人只是在呼吸,他们不是活着。”
接着小喇嘛告诉了他一句更重要的话,“有了这些经历以后,你才能够抽身出来,去做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什么事,你要靠自己去找到。”
回到上海后,他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寻找、等待,然后确信了,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还是足球。他加盟上港,成为预备队主帅。
确定自己还是想走教练这条路以后,谢晖就完全掐灭了之前参加综艺节目的那份热情。后来,又开始流行明星直播带货了。有机构的朋友找到他,“你就做个穿搭博主,做做直播带带货,年入几百万是闭着眼睛的。”
他也心动过,毕竟这已经远比中超土帅的收入高了,但也就是动了几下。
“有些领域你一旦涉足了,就不可能再重新回来做教练了。我还是想做教练,所以一定要守住、把持住。这不容易,尤其在这个时代。因为你能清清楚楚看到别人的获益,有时候也会觉得自己好像没有理由坚持下去。没有了理由,你就只能靠信仰。”
对话谢晖 一个不偏执的人,她让我完整
音响里传出了《玫瑰人生》,不知道被翻唱了多少遍的一首歌,庇亚芙的韵致是早已没有了。这个世界永远是模仿的人多,而超越的少……是时候聊聊爱情和婚姻了。
“很多书以前看跟现在看的感觉不一样,因为现在你是带着人生的阅历去理解。比如《安娜·卡列尼娜》,我以前就是看爱情故事,人性是看不懂的。所以会感到奇怪,一个人怎么会突然疯掉呢。我想:她好脆弱啊!”那时候他20岁,自以为强大到不可被征服,“会这么想是因为自己还没有真正活过,还不知道生活会把你磨成什么样子。然后活到今天,终于明白了,原来脆弱的并不是安娜,而是生命本身。”
感情经历丰富如你,为什么最后选择这个女人呢?
谢晖:一个人在你生命中出现的顺序还是很重要的,在你身心都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你遇到了一个正确的人,这就是所谓的合适。
当你准备好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可以成为正确的人。
谢晖:我们说得很好听:命中注定的那一个。其实可能现实中会有五六七八个这么多,也许都适合你。但绝大多数你是一定要错过的,因为你不可能讨七八个老婆,就这么简单。但是在这些人里面,你找到了哪怕一个就成功了,有些人全部都错过了,那是运气不太好。所以说唯一什么的,都是骗人的。你自己认为的唯一,那是在你的脑子里被理想化过的,你把它错误地认为是这么回事,是你自己在跟自己作怪。
50岁的时候结婚,会比年轻的时候更需要勇气吗?
谢晖:当你知道自己遇到的是一个对的人时,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我觉得结婚是应该的,本来就是4年前应该办的婚礼。现在空下来了,就要给她一个说法,给她一个仪式。我虽然是二婚,人家又不是二婚,是不是?你不能不讲道理。
跟我们说说她是什么样的人?
谢晖:一个不偏激的人,一个和我在很多方面都能达成共识的人。和她在一起,你懂得了什么是感情里真正的价值,而我以前追逐的都是像烟花一样绚烂的东西……
什么是真正的价值?
谢晖:她让我变得完整。就像在《甜心先生》里汤姆·克鲁斯对女主角说的:“you complete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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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事情是自己有了孩子后才会懂的?
谢晖:你终于理解了父母是什么概念,你重新审视自己跟父母的关系。你才知道,中国人所谓的孝是什么意思,它远不止传宗接代,或者像《世说新语》里那个人用身体去融化河面的冰块捉鱼给继母吃……有了孩子以后,我也绝不再跟父母争辩。
据说你不给孩子报辅导班?
谢晖:对,我就随他们去。我很讨厌那句话,说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太恐怖了,这么小就要把所有人都当假想敌,就要拼个你死我活。
万一真的输在起跑线上怎么办?
谢晖:输就输了,出去找个他喜欢的事做,饿不死就行。
你希望自己的孩子未来成为什么样的人?
谢晖:幸福的人。
但是幸福这件事情太难了,你只可能拥有某一方面的幸福,不可能拥有完整的幸福。
谢晖:那就做一个完整的人,不幸福的人才是真实的,他渴望幸福也是真实的,这才是一个健康的人。
谢晖:其实人生的底色就是苦的。
但老实说,你其实也没经历太多的苦吧?
谢晖:只是还没到时候,所以我要开始准备迎接苦难,慢慢学习面对生死。说到底,人都得面对生离死别是吧?这些关都没过,还提什么别的?所以你要学习,学习把死亡放在头脑里某个地方,然后你才懂感激。
你才能对鸟语花香,对一场谈话中灵光闪现的时刻,对一杯好酒,对一口香喷喷的饭菜充满感恩。要知道这些都是有限的,你不要以为这口饭你可以一直吃下去,这口气自己可以无限制地呼吸下去。不要以为一切都是理所当然。人生就是一个衰落的过程,你要对死亡有正确的认识,才不至于陷入忧郁甚至抑郁。
怎么正确认识?
谢晖:用你的使命去接受死亡,明确你是来干嘛的,那干完了就可以走了,还贪恋什么呢?
你寻求的终极意义是什么?
谢晖:肯定不是所谓的成功,这种成功我早就获得过了。也许归根结底,我只是在找一条回家的路。就像披头士唱的,long and winding road,一条长而曲折的道路。
你儿女双全,即将举办婚礼,你已经有家了。
谢晖:但我的灵魂还没有获得安宁,你看,我还是会抱怨,我内心还是会有愤怒。毛姆的《面纱》里有一句我很喜欢的话,那是当女主人公凯蒂企图用无尽的工作为自己赎罪时,修道院院长对她说的一句话:“一个人是无法在工作中、享乐中,世界上或者修道院里找到平静的,只能在灵魂中找到它。”我想找的是比平静更难得的东西,我想找到安宁。
话题有点沉重,讲个好玩的故事结束这个采访吧!
谢晖:你知道的,我在申花的时候经常半夜逃出去。我们一般是几个人一起翻墙爬出去,但我和他们去的地方不一样,我是去复旦大学一带的酒吧听音乐。有一个晚上,我爬出去以后看到路边停着一辆警车,就去后视镜照下镜子,因为爬得有点狼狈。这时候车上下来一个人,是我们领队。因为我们正好有一个铁锅被人偷了,他在那抓小偷,正好把我给等下来了。
被发现之后罚钱了吗?
谢晖:罚了1万,那时候我工资是1800块。
后来还敢爬吗?
谢晖:那为了理想还得爬啊,但我换了一条道,他们不知道哪条道,那是那栋楼唯一一个连警车都看不到的地方,哈哈哈。
所以对你来说,其实是为了逃而逃,为了证明自己是自由的,至少你的意志是自由的。
谢晖:你起初以为一切都是自己自由选择的,后来发现原来一切都是必然。从后往前来推,我在德国踢球为什么能完全融入当地的文化?就是因为当时在复旦附近的酒吧里和留学生之间的交往打下了基础;而我为什么可以和留学生张口就开英文?因为我小时候每天听爷爷无线电里放的BBC……
人生其实并不复杂,一件事的发生导致了另一件事,所有发生的事情和经历的场景塑造了今天的你。所以人生不像很多人说的是一团乱麻,最终,它被扯成了一根简单的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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